巴菲特感恩节最后一封致股东告别信：我将“安静退场”，交棒格雷格·阿贝尔

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BRK.A；BRK.B）——2025年11月10日

今天，沃伦·E·巴菲特（Warren E. Buffett）将1,800股A类股份转换为2,700,000股B类股份，以便将这些B股捐赠给四家家族基金会：1,500,000股捐赠给苏珊·汤普森·巴菲特基金会（The Susan Thompson Buffett Foundation），400,000股分别捐赠给谢伍德基金会（The Sherwood Foundation）、霍华德·G·巴菲特基金会（The Howard G. Buffett Foundation）以及NoVo基金会（NoVo Foundation）。上述捐赠已于今日交付。

巴菲特先生致股东的留言如下：

致我的股东同伴：

我今后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在年度大会上没完没了地讲话。用英国人的说法，我将“going quiet”（安静退场）。

当然——某种程度上是这样。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在今年年底出任公司负责人（CEO）。他是出色的管理者、勤勉的工作者，也是坦诚的沟通者。祝愿他任期长久。

我仍会通过每年的感恩节留言与大家，以及与我的孩子们谈论伯克希尔。伯克希尔的个人股东是个非常特殊的群体，善于与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自己的收益。我很喜欢与大家保持联系。今年请容我先回忆片刻，其后我将阐述我持有的伯克希尔股份的分配计划，最后再谈一些业务与个人观察。

感恩节将至，我对自己95岁仍健在既感恩又惊讶。年轻时，这样的结果并非大概率。早年间，我差点就不在了。

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的医院在市民眼中分为“天主教”与“新教”两类——在彼时看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分类。

我们的家庭医生哈利·霍茨（Harley Hotz）是位和蔼的天主教徒，他提着黑色医药箱上门出诊。霍茨医生叫我“小舵手（Skipper）”，看诊收费总是不高。1938年我肚子剧痛时，他上门检查，按压一番后说我第二天早上就会好。回家后他吃了晚饭，还打了会儿桥牌。不过，想到我那些有点古怪的症状，他还是放心不下，深夜把我送去圣凯瑟琳医院（St. Catherine’s Hospital）做紧急阑尾切除术。随后三周，我仿佛身处修道院，还开始享受我的新“讲坛”。我爱说话——没错，那时就这样——修女们也很喜欢我。

更妙的是，我的三年级老师玛德森小姐（Miss Madsen）让全班30位同学给我每人写一封信。我大概把男生的信都扔了，却把女生的信反复读；住院也是有回报的。

康复的高潮——而且事实上，头一周情况颇为凶险——来自我亲爱的伊迪姨妈（Aunt Edie）：她送给我一套看上去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立刻给所有照料我的修女都按上了指纹。（我大概是她们在圣凯瑟琳见到的第一个新教孩子，她们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我的理论——当然完全是胡思乱想——是总有一天会有一位修女误入歧途，而联邦调查局（FBI）会发现他们居然忽略了给修女采集指纹。上世纪三十年代，FBI及其局长约翰·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在美国声望极高。我还幻想胡佛局长亲自来到奥马哈，检查我那份无价的“收藏”，接着我们会一同识别并抓到那位“误入歧途”的修女。全国闻名似乎唾手可得。

显然，这场幻想从未成真。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事实表明，我倒是应该给胡佛本人按指纹——他因滥用职权而名誉扫地。

那就是1930年代的奥马哈：雪橇、自行车、棒球手套和电动火车，是我和伙伴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让我再提几位同样在那片土地长大的孩子——他们离我成长的地方都不远，对我的人生有深远影响，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并不知情。

先从查理·芒格（Charlie Munger）说起，他是我相伴64年的挚友。上世纪三十年代，查理住在离我自1958年起一直居住至今的房子一个街区的地方。

我差一点就能更早结识查理。比我年长6又2/3岁的查理在1940年的夏天在我祖父的杂货店打工，每天10小时拿2美元。（节俭在巴菲特家族的血液里根深蒂固。）第二年我也在那家店做了类似的工作，但直到1959年才与查理相识——那年他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后，查理毕业于哈佛法学院，之后长期定居加州。不过他总说自己在奥马哈的早年经历对他影响深远。六十多年来，查理对我影响巨大，是最好的老师与保护性的“兄长”。我们有分歧，但从未争吵过。“我早就告诉你了”这句话不在他的词典里。

1958年，我买下了第一套也是唯一一套住宅。自然在奥马哈，距离我自认的“老家”（宽泛定义）约两英里，离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家的杂货店约六个街区，距我已工作64年的办公楼6—7分钟车程。

再说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1968年他把《奥马哈太阳报》（周报）卖给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的请求他搬到布法罗。伯克希尔旗下的关联企业当时拥有《布法罗晚报》（The Buffalo Evening News），正与其晨报竞争对手（出版布法罗唯一的星期日报）进行你死我活的搏斗，而我们处于下风。

斯坦最终打造了我们的周日版，而曾经现金流大量出血的报纸，在随后的几年里，依照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年税前回报一度超过100%。对20世纪80年代初的伯克希尔而言，这是一笔重要的资金回报。

斯坦在离我家五个街区的地方长大。他的邻居之一是沃尔特·斯科特二世（Walter Scott, Jr.）。你还记得，1999年他把中美能源（MidAmerican Energy）带到了伯克希尔。他直到2021年去世前一直担任伯克希尔的宝贵董事，也是我的至交。沃尔特几十年来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慈善事业的领军人物，奥马哈与整个内布拉斯加都留下了他的印记。

沃尔特就读于本森高中（Benson High School），我本来也该上那所学校——直到1942年，我父亲在国会竞选中爆冷击败了一位连任四届的现任议员。人生充满意外。

等等，还有更多。

1959年，唐·基欧（Don Keough）和他年轻的家人住在我家马路对面，距离芒格家曾经住处约100码。唐当时是位咖啡销售员，但后来注定会成为可口可乐公司总裁，同时也会成为伯克希尔忠诚的董事。

我结识唐时，他年薪12,000美元，和妻子米琪（Mickie）一起抚养五个孩子，这些孩子日后都就读天主教学校（有学费负担）。

我们两家很快成了挚友。唐出生在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Creighton University）。早早与奥马哈女孩米琪结婚。加入可口可乐后，唐在全球声名卓著。

1985年，唐任可口可乐总裁期间，公司推出了著名但误判的“新可乐（New Coke）”。唐发表了著名演讲，向公众致歉并恢复了“经典可乐（Old Coke）”。他解释说，凡是寄给“超级蠢材（Supreme Idiot）”的来信都会直接送到他的桌上——这场“撤回”演讲可在YouTube上看到。他坦然承认：实话说，可口可乐这款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随后销量扶摇直上。

你可以在CharlieRose.com看到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与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也各有几段佳作。）像查理·芒格一样，唐始终保持着中西部男孩的热情、友善与纯正的美国气质。

最后，出生在印度的阿吉特·贾因（Ajit Jain），以及我们来自加拿大的未来CEO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都在20世纪末在奥马哈居住过几年。实际上，1990年代，格雷格就住在离我家只有几个街区的法纳姆街（Farnam Street），只是当时我们并未谋面。

难不成，奥马哈的自来水里真的有什么神奇的成分？

我曾在华盛顿特区度过几年的青少年时期（当时父亲在国会任职），1954年我去曼哈顿谋得一份我以为是“终身”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与杰里·纽曼（Jerry Newman）待我极好，我也结识了不少一生的朋友。纽约拥有独一无二的优势——如今依然如此。然而，仅仅一年半之后的1956年，我便回到了奥马哈，并再未离开。

此后，我的三个子女以及数位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就读于公立学校（毕业于同一所高中：我父亲1921届、我第一任妻子苏茜（Susie）1950届、以及查理·芒格、斯坦·利普西、欧文与罗恩·布鲁姆金（Irv & Ron Blumkin）——他们是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城（Nebraska Furniture Mart）发展的关键人物——还有杰克·林沃尔特（Jack Ringwalt，1923届），他创立了国家责任保险公司（National Indemnity）并于1967年将其出售给伯克希尔，该公司成为我们庞大财险（P/C）业务的基石）。

我们的国家拥有众多优秀的公司、学校与医疗机构，各有其独特优势与人才。但我非常幸运，一生结交了许多挚友，遇见了我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了良好的启蒙教育，很小的时候便结识了许多友善且有趣的奥马哈成年人，并在内布拉斯加国民警卫队结交了广泛的朋友。简而言之，内布拉斯加就是我的家。

回望过去，我觉得如果不是以奥马哈为基地，我与伯克希尔都不可能做得更好。美国腹地是一个极好的出生、成家与创业之地。我纯属走了大运。

说到我的高龄。我的家族基因并非特别“给力”——家族有据可考的最长寿纪录在我之前是92岁（当然，往前追溯家族记录会变得模糊）——而我之所以超过这纪录，离不开明智、友善、敬业的奥马哈医生们，从哈利·霍茨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至少有三次，我的生命是由离我家几英里内的医生们挽救的。（不过我已经不再给护士按指纹了。人到95岁，很多怪癖还能被原谅……但总归有个度。）

能活到高龄的人都需要大量好运，每天都在躲过香蕉皮、自然灾害、酒驾或分心驾驶者、雷击等等。

但好运女神反复无常，而且——别无更贴切的词——极不公平。许多时候，我们的领袖与富人得到的好运远超其份——而这些受益者往往不愿承认。家族继承人一出生就实现了终身财务自由，而另一些人却在早年即陷于苦境，或更糟，遭受身心残疾，失去了我视为理所当然的一切。在世界上人口稠密的许多地区，我很可能会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的处境会更糟。

我1930年出生，健康、智力尚可、白人、男性，而且在美国。哇！谢谢你，好运女神。我的姐妹们同样聪明、性格更好，但她们面临的机遇却截然不同。好运在我一生中经常光顾，但她还有更要紧的事，不会老与九十多岁的人厮混。好运有极限；与之相反，时间老人（Father Time）对我这个年纪却愈发“感兴趣”。他从无败绩——在他的记分牌上，每个人最终都记为他的“胜利”。当平衡力、视力、听力与记忆都在持续走下坡路时，你就知道时间老人就在附近。

我比较晚才“变老”——老年的到来在不同人身上差异很大——但一旦到来，谁也无法否认。

出乎我意料的是，我总体感觉良好。虽然行动缓慢、阅读也愈发吃力，但我每周仍五天去办公室，与出色的同事们共事。偶尔我会有些有用的想法，或者接到一些否则我们收不到的提议。考虑到伯克希尔的体量与市况，好点子不多——但并非没有。

然而，我出人意料的长寿在家族与实现我的慈善目标方面带来了不可避免的重大影响。

让我们谈谈接下来怎么办。

接下来会怎样

我的孩子如今都超过常规退休年龄，分别已到72、70与67岁。若赌他们三人都能像我这样幸运地延迟衰老，那就是个错误。为了提高他们在候补受托人接替之前处理几乎我全部遗产的概率，我需要加快在世时向他们各自基金会的捐赠节奏。我的孩子们如今在经验与智慧方面正当其时，但尚未进入老年。这段“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

好在，修正航向并不难执行。不过还有一个因素：我希望保留相当数量的A股，直至伯克希尔股东对格雷格建立起我与查理长期拥有的那种信任感。这不会太久。我的孩子们已经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伯克希尔董事们也如此。

我的三位子女如今都具备处理大额财富所需的成熟度、才智、精力与直觉。他们还拥有一个优势：当我离世多年后，他们仍在世，必要时可以针对联邦税制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变动，采取预先或应对性的政策。他们很可能需要适应显著变化的世界。“死后遥控”从来没什么好名声，而我也从未有过那样的冲动。

幸运的是，我的三个孩子更多地遗传了他们母亲的基因。随着岁月流逝，我也逐渐成为他们思考与行为的更好榜样，但我自知难以与他们母亲比肩。

我的孩子们还设有三位候补受托人，以防任何早逝或失能。这些候补并无先后排序，也不对应具体哪位子女。三人皆为品格卓越且阅历深厚之人，没有利益冲突。我已向子女们保证，他们不必创造奇迹，也无需惧怕失败或令人失望。这些都在所难免，我本人也没少犯错。他们只需做到比政府或私人慈善一般水准稍好一些即可，同时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其他方式也各有其缺陷。

早些年，我也曾设想过各种宏大的慈善计划。固执如我，最终也不得不承认不可行。漫长岁月里，我也目睹了太多政客操盘的糟糕转移、家族主义的安排，乃至笨拙或乖张的慈善家所为。

只要我的孩子们把事情像样地做好，他们就可以笃定：他们的母亲和我都会欣慰。他们的本能是好的，而且这些年他们从最初很小的金额开始，断断续续地将年度捐赠提升到每年逾5亿美元，积累了丰富的实践。

三位都喜爱用长时间工作来帮助他人，只是各有各的方式。

我加快在世捐赠给子女基金会的决定，丝毫不代表我对伯克希尔前景的看法发生了任何改变。格雷格·阿贝尔完全达到了、甚至超出了我当初认定他应成为伯克希尔下一任CEO时所抱有的高期待。他对我们许多业务与员工的了解远胜于如今的我，而且他对许多多数CEO根本不曾涉猎的事项学习极快。若要挑一位CEO、管理顾问、学者、政府成员——随你点名——来打理你我的积蓄，我想不出会有人胜过格雷格。

举例说，他对我们财产与意外保险业务（P/C）的上行潜力与风险的理解，远胜许多在行内资历深厚的高管。希望他的健康能在未来数十年保持良好。运气稍好些，伯克希尔在下一个世纪大概只需要五六位CEO。我们尤其要避免那些以65岁退休为目标、以成为“看我多有钱”的富豪为目标，或以打造家族王朝为目标的人。

但也有令人不快的现实：有时，母公司或子公司的优秀且忠诚的CEO会不幸罹患痴呆、阿尔茨海默症或其他长期致残疾病。

我与查理曾数次遭遇这种情况，却未能及时采取行动。这种失误可能代价巨大。董事会必须对这种可能性保持警觉，而CEO也必须对子公司的类似风险保持警觉。说来容易做来难；我可以举出一些大公司过去的例子。我的建议只有一句：董事要警醒并敢于直言。

在我有生之年，有人以羞辱CEO为目标，推动要求披露CEO薪酬与公司平均员工薪酬比的规定。结果代理声明的页数从20页以内迅速膨胀到100多页。

但这些善意没有奏效，反而适得其反。我所见多数情形是：A公司的CEO看着竞争对手B公司的CEO，含蓄地向本公司董事会表示自己值得更高的薪酬。当然，他也会抬高董事报酬，并谨慎挑选薪酬委员会成员。新规则带来的是嫉妒，而非克制。“你追我赶”自顾自地加速。常常困扰极富有的CEO的——他们毕竟是人——是别的CEO赚得更多。嫉妒与贪婪总是相伴而行。而哪位顾问会建议大幅下调CEO薪酬或董事报酬呢？

总体看，伯克希尔的业务前景温和地好于平均水平，其中由一些相关性低且体量可观的“瑰宝”引领。然而一两十年后，会有许多公司表现优于伯克希尔；我们的体量会带来掣肘。

在我所知的企业中，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可能性最低。而且，伯克希尔拥有一支比我所熟悉的几乎任何公司都更关注股东的管理层与董事会（我见多识广）。最后，伯克希尔将始终以一种让其存在本身成为美国资产的方式来经营，并摈弃任何可能让它沦为求援者的行为。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管理者会相当富有——他们担负着重要责任——但他们无意追求家族式或炫耀式的财富。

我们的股价会反复无常，偶尔会像过去60年在现任管理层下发生过三次那样，下跌约50%。别沮丧；美国会回来的，伯克希尔的股价也会。

几句收束的话

也许有些自我安慰的观察：我很高兴地说，我对人生下半场的感觉比上半场更好。我的建议是：别为过往错误苛责自己——从中多少学点东西，然后继续前行。改进永远不嫌晚。找对英雄并向他们学习。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phy）开始——他是最好的。

记住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这位后来以诺贝尔奖闻名的人据说在其兄弟去世时，误被刊登了讣告，令他惊骇于其中对自己的评价，于是痛下决心改变行为。

别指望新闻编辑室的乌龙：想好你希望自己的讣告怎样写，然后活出配得上那篇讣告的一生。

伟大并非源于积累巨额财富、获得铺天盖地的曝光，或攫取政府中的巨大权力。当你以成千上万种方式中的任何一种帮助他人时，你就在帮助这个世界。善意无需成本，却无价。无论你是否有宗教信仰，“黄金法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都是极佳的行为准则。

我写下这些时，我本人也曾无数次欠思虑、犯下许多错误，但也有幸从一些了不起的朋友身上学到如何举止更好（不过距离完美仍差得远）。请记住：清洁工与董事长一样，都是人。

祝所有读到这段文字的人感恩节快乐。是的，甚至包括那些让人讨厌的人；改变永远不嫌晚。记得感谢美国，它为你最大化了机会。但它在分配回报时——难免反复无常，有时还庸俗。谨慎选择你的英雄，然后效法他们。你永远不会完美，但你可以变得更好。

关于伯克希尔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及其子公司从事多元化业务，包括保险与再保险、公共事业与能源、货运铁路运输、制造业、服务业与零售业。公司普通股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代码为BRK.A与BRK.B。

源自—TZB阅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