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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集成创新:雷军、小米与新型制造

时间:17-09-14 来源:秦朔朋友圈

跨界集成创新:雷军、小米与新型制造

9月11日,小米举行发布会,推出手机新品小米MIX2。这是继去年10月小米发布全球首款全面屏概念手机——小米MIX后的再突破,一是从概念机到规模量产,二是全面屏触发的这一轮竞赛中,中国公司站在了智能手机潮流的最前沿。

小米MIX 2延续了MIX在设计方面的竞争力。MIX曾获手机行业十余项大奖,其设计者、工业设计教父菲利普·斯塔克说,“小米MIX 2是我设计生涯的毕生巅峰”。在设计这一中国企业相对的短板上,小米显示了高度敏感,尊重设计师,彰显设计价值,创新设计正成为小米的新动力。

但更重要的,MIX系列显示了小米的勇气和自信,就是要重回智能手机全球竞争的中心舞台。表面看,MIX是设计单点的突破,但实质是小米在创新、质量和交付这三个环节埋头发力、夯实基础、有效改进供应链之后的新爆发。MIX系列如同冰山浮出了水面,水下系统能力的提高才是根本。

小米第二季度出货量超过2300万台,创造了公司史上最好记录,重返全球前五。

小米再次绽放,引发了我对新型制造的一些思考。结合对工业史和制造方式演变的观察,我认为小米模式值得更好地认识和挖掘,它不仅是中国新型制造、新型工业化的一种有效模式,而且很可能具备世界性的生产方式创新的意义。在此,希望与业界一起分享。

《国富论》的启示:

制造业对中国为何如此重要?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十八世纪中叶开启工业文明以来,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和中华民族的奋斗史一再证明,没有强大的制造业,就没有国家和民族的强盛。”

这是《中国制造2025》的开篇文字。

人类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历程,始于英国工业革命,蒸汽机用机械动力取代人力,煤炭钢铁大规模使用,机器大工业方式确立,它使英国获得了比其地域和人口规模大得多的影响力。

美国立国之初,首任财长汉密尔顿1791年向国会提交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认为美国应该向英国经验学习,以制造业为优先。这一思想的影响非常深远。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指出,制造业的完善依赖分工,而分工程度受市场范围支配。从逻辑上,中国很适合发展制造业,因为中国“幅员是那么广大,居民是那么多,气候是各种各样,因此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的制造业,并且容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就面积而言,中国的国内市场,也许并不小于全欧洲各国的市场。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大的国外贸易,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如果这种国外贸易,有大部分由中国经营,则尤有这种结果。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

亚当·斯密不愧一代经济学伟人!他240年前的上述论述,不仅洞察到中国发展制造业的条件(幅员+人口+交通+多样性),而且提出了具体路径(国内市场+国外市场+自主经营+学习外国先进技术)。

但当时中国制造业为何没发展起来?

亚当·斯密讲了两个原因。一是“重农主义”,“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于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很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

第二,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请求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对日本,中国人很少或完全没有由自己或用自己的船只经营国外贸易。允许外国船只出入的海港,亦不过一两个。所以,在中国,国外贸易就被局限在狭窄的范围,要是本国船只或外国船只能比较自由地经营国外贸易,这种范围当然就会大得多。”

重农、重视土地,轻视贸易、禁锢国际贸易——让中国发展制造业的先天优势,后天统统失灵!

今天中国经济的核心基础,就是门类全、配套齐、融入全球市场并具备竞争能力的制造体系。大家天天都在谈互联网,电商卖的是什么?就是中国制造!

如果放弃自己的根基和优势,陷入虚拟化和资产投机的狂潮中,中国经济必将鸡飞蛋打,前功尽弃。

制造强国的启示:

必须不断创新生产方式

制造业如此重要,但全世界真正能成制造大国、制造强国的却不多。

原因在于,制造业要发展好,需要具备多种资源条件(原材料、人力、扶持政策等),需要具有综合配套环境(土地、交通、物流等),还要有多门类的、横向和纵向易于联系的产业生态(零部件、上下游、关联产业等)。但由于制造业产品是可贸易品,所以一旦某些国家建立了优势——无论是品牌、技术、市场还是性价比——就会长期占据领先地位。

中国是制造大国,在不少制造领域也有竞争优势。但从高价值角度看,还不是制造强国。

最近看Interbrand去年10月发布的“2016世界100个最佳品牌”,发现有15个国家的品牌进入,美国有52个。

按国别和制造业品牌这两个标准看,美国还是世界制造业超级大国,在科技产品、消费产品、内容产品等方方面面都有一批全球一流品牌;

其次是德国和日本,堪称世界制造业强国。

德国有10个品牌在100强内,其中7个是制造业(奔驰、宝马、大众、保时捷、奥迪、西门子、阿迪达斯),另外3个是SAP、DHL和安联。实体经济立国,制造业立国,一目了然。日本也类似,6个名牌跻身100强,全是制造业(丰田、本田、佳能、日产、索尼、松下)。

再往后,法国、英国、韩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瑞典等等,也有一定制造业优势,但基本是局部性的行业优势,如法国的LV、爱马仕、迪奥、欧莱雅有相似的文化基础,韩国的优势集中在汽车和电子产品。

通过分析也可看出,虽然中国制造还不够强,少有世界级品牌,但中国和美国却有很大相似性,就是内部市场规模巨大,能够支撑几乎所有产业门类的发展,假以时日,中国制造很有可能升级为 “世界级中国品牌+世界级制造能力” ,从而复制中国公司依靠规模优势在Fortune500高歌猛进的局面。

如果聚焦在美国、德国和日本这三个全球性制造强国,会发现它们都曾在不同阶段创造性地找到了适合自己的生产方式,这是其长期竞争优势的来源。

美国制造史上最重要的生产方式突破,是亨利·福特在红河车厂创造的流水线模式,完善了连续作业流程,大规模批量生产单一品种,从而降低成本,让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美国也由此开始变成“车轮上的国家”。后起的通用汽车在和福特的竞争中,用差异化策略(多品种、多样式)抗击规模经济的成本优势,从这一竞争中演化出两种基本战略:成本领先和差异化。由于依托大市场和文化话语权优势,美国制造的一个优势是特别善于创造新市场、创造标准、创造新消费习惯和生活方式、创造新品类和品牌。

德国是最具制造业气质的国家,它让人联想到:高标准、高品质、高技术、严格的工艺保证;流程化、可测量、自动化、职业化、工具化、工业4.0;专注专精、精确主义、追求完美。19世纪曾是“劣质货”的德国制造,今天是高质量的保证,假冒伪劣、糊弄应付、降低标准,这都和德国制造无缘。

日本制造比美国更精细,比德国更灵活,以优良性能和工匠精神著称。日本制造对全球影响最大的两个创新,一个是思想上的,即松下公司1932年提出的“自来水哲学”(企业的责任是把大众需要的东西,变得像自来水一样便宜),以及由此建立的以大众需要为导向、通过批量生产实现物资丰富、物美价廉的经营原则。而在具体生产方式上,丰田生产方式(TPS)从上世纪70年代末深刻影响了全球制造。TPS的关键原则包括:建立看板体系;强调实时存货(JIT);标准作业彻底化;排除一切浪费和模糊;生产平衡化;等等。

单就制造环节和制造能力来说,中国通过引进消化全球先进技术和管理,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全球很多品牌都由中国制造。但是,要从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品牌,成为制造强国,还需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生产方式、制造模式的突破。这是中国企业的挑战,也是重大机遇。

新型制造:

是否可能与符合可能?

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来临的时候,全球制造业进入了大变局和新常态。具体表现为四个特征:

 首先,在过去几十年不断深化的资本全球化影响下,大部分全球品牌都已经将制造环节外包,尤其是外包给设在中国的代工工厂。中国代工厂历经多年锤炼,具备了一流生产能力,制造的东西有很高性价比。虽然品牌商获取了“微笑曲线”两边的高收益,但代工厂不仅仅只是代工,还是一种不断改进、精益求精、灵活响应市场变化的能力体系。像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在能力进化过程中,开始形成独特专长(例如模具工艺)甚至技术专利(例如摄像头的某些技术)。

 其次,由于新兴产业不断出现,计算能力日新月异的提高,特别是随着IT技术、材料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整个产业出现了重大创新的时间窗口。现在很多产品如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已经超过当年“阿波罗飞船”的几千几万倍。这又使整个产业、产品的分工更加复杂化、专业化和依赖社会化协作,因为谁都没有能力通吃一切。制造产品的环节实际被拉长了、拓宽了,有更多合作方加入进来,大到芯片和操作系统供应商,小到电动马达和外壳。产品创新,在相当程度上变成了开放式创新、合作创新、第三方创新。

 再次,由于全球化和互联网,新兴消费者群体出现了,并且呈现出和以往非常不同的消费偏好和文化,旧的供给方式不适应了,新兴消费者催生面向未来的新品类、新品牌、新消费。

 最后,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到物联网和AI,“产品”本身在深刻变化,甚至可以说脱胎换骨。过去的产品更像一个“物”(thing),现在的产品更像一个“服务”的“过程”,从苹果到微信都是如此。

蒸汽机时代造就了英国工业革命,电气化、机械化时代造就了美国制造和德国制造,后起的日本通过全面质量管理把制造优势提高到极致。今天,互联网时代正影响一切,也为新型制造方式提供了时间窗口和巨大可能。

可以看到,中国竟然神奇地具备前述四个时代特征的所有优势:制造能力和配套能力,专业化分工的供应体系(再牛的供应商也不会轻视中国大市场),新产品供给的潜力,新模式探索的可能性。

因此,在这个时候,中国客观上就有了一次创新21世纪世界制造方式的重大机会。这个机会,德国的汽车公司和日本的消费电子企业把握不了,不是它们不优秀,而是它们已经优秀到原有的路径依赖过于强大,因此很难离开。同时,它们也没有中国市场的规模和用户交互、快速反馈所形成的累积效应。

美国是抓住甚至最早创出这个机会的(比如2007年开始的苹果),但由于制造环节外包造成的普遍空心化,也由于美国市场上各种产品的总体水平很高,所以不需要在美国本土引爆一场新制造革命。

无论是先知先觉还是竞争逼迫抑或一连串偶然情况的叠加,小米抓住了这个巨大的机会,成功探索了新型制造的路径,而且在市场上威力明显。虽然现在还不能说已成正果,但其创新实践让人们看到了通过新型制造的创新、未来中国产生一批走向世界的知名品牌的可能。这里的重点是四个——

 横向跨界:小米是一个品牌,有核心产品和主导产品,但我们无法界定说小米就是某某类别的产品。它跨越手机、电视和诸多智能制造产品,跨越制造与服务(互联网、金融),跨越制造和零售。它是有灵魂、有核心、但躯体没有固化的生长和绽放过程。而且,所有跨界之后,又都相互融合连接起来,所有产品和服务之间相互加强,叠加支持,滚成一个更大的世界。

 纵向集成:小米通过构建高水平的创业团队,依靠各自的专业优势,在产品的各个核心环节与组件方面,通过社会化协作集成各种优质资源,创出产品。之所以不用“组合”而用“集成”,是因为集成代表了“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主动设计、主动规划、超前创想的特质,而不是被动组装。

 原点创新:纵横交叉的原点和支点,是巨大的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勇气。小米一整套新打法(雷军把小米的“铁人三项”理论,从“软件+硬件+互联网”升级为“硬件+新零售+互联网”)背后的精髓,是雷军基于独特背景、经历和个性而形成的企业家精神——做物美价廉的中国好产品,不断挑战自我,对技术和互联网驱动的新商业高度敏感,以及自信自强、大胆试验的行动力。

用户为王:一切创新能不能成功,最终都要在市场上检验。在这个时代,好产品是企业和用户共同创造的。小米历史上没有制造经验,但只要踏上了以用户为中心,注重用户交互、反馈改进、创新迭代的道路,其进化速度会非常快,这种模式比传统制造“我制造你购买,之后关系结束”的静态模式要高效得多。小米在创造产品,也是在创造用户,创造社群,创造粘性,因此它不但不惧怕变化,而且喜欢变化,拥抱变化,因为变化让它更清晰地听到了用户的声音,从而能更好地把握未来。因为是“用户的企业”,所以只要用户喜欢,小米就会跨界创造。小米的发展边界是用户喜不喜欢,而不是过去的这个或那个经验。

开放的中国制造才有远大前程

小米创新需要注意的问题是:要始终如一把产品放在第一位,做好产品,爆品驱动,不能让平庸化产品组合进来,这会影响整个品牌体验;要持续提升核心与关键技术能力,在核心科技研发上继续突破,加强专利储备,这样才能为高品质铸就更坚实的基石。

当我想到7年前,雷军,这个没有自己的工厂、没有制造的经验、没有卖过一件中国制造的产品的中国互联网老兵,毅然决然地以创新姿态进入制造领域,竟然在几年里开辟了那么多新产品、新模式、新市场,生机勃勃,一扫传统中国制造的教条与固化——纵然他也有过教训,有过迷茫,但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舍我其谁的气魄,这一不断完善的商业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率先探索新型制造的飞跃与跨越,不正是中国走向制造强国所特别需要的吗?

雷军的集成式创新也是开放式创新,只要开放,在开放中学习,发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超越自我,小米就将继续给我们带来惊喜。

中国市场与中国制造的魅力就在这里:足够大,足够开放,足够多样,从工业化到信息化到网络化到生态化多层叠加,动态变化。同时,中国有充分的基础制造条件,让一切尝试都可以变成现实,并通过海量反馈,快速改进。

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制造与新创品牌,中国很可能已经走在全世界的前列。

《神雕侠侣》中曾描述:重剑无锋,大巧不工。四十岁前恃之横行天下。四十岁后,不滞于物,草木竹石均可为剑、自此精修,渐进于无剑胜有剑之境。

在全球商业和中国商业快速深刻变化的今天,谁能“不滞于物”,不刻舟求剑,而常怀初心,常怀童心,谁就能走得更远,攀得更高。

摘自—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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