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传志、刘长乐、王石：商业教父的下半场

12年前，双创如烈火烹油一样，在不甘心平庸的年轻人中炸开。

央视顺势推出一档创业节目，导师自然是高知名度的企业家们。

柳传志处在绝对C位。

那时候的柳传志，是当之无愧的商业教父，任何一个企业家见到他都得恭敬的叫一声“柳老”。

1、

柳传志，中国第一代企业家。也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破冰者。

无论如何，柳传志都会被写入中国企业史的，因为他解决了让他同时代企业家纷纷落马的难题：企业产权到底归谁？

产权不清一直是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柄权剑之下，他们为寻求发展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可能在未来某一天被定性为侵吞国有资产。

健力宝的创始人李经纬，曾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打造成价值60亿的驰名品牌，最终却因产权问题被判刑入狱，令人唏嘘 。

1994年，联想在香港上市前夕，柳传志首次向中科院提出将45%股权分给员工。尽管方案因涉嫌国有资产流失被否决。柳传志没有在股权问题上硬碰硬，他很快退而求其次，提出了一个变通方案：将每年利润的 35%作为分红权分配给员工。

这个决策为后续的股权购买积攒了原始资金。从1993年到2001年的8年间，这笔沉淀的资金最终积累到了近两亿元。2001年，政策窗口期到来，柳传志用这两亿元红利，按当时净资产的七折价格，向中科院购买下了35%的股权，完成了从分红权到股权的关键一跃。

清晰、合法的产权第一次以一种可行的方式，与一个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们结合在了一起。产权问题明晰，才有了后来联想几何倍成长的可能。

这一次尝试可谓创举。为当时无数身陷产权困境的企业家指明了一条可行之路。

也使柳传志成为中国商业从混沌走向规范的里程碑式人物。

2、

刘长乐，一己之力提升了华语媒体在全球的地位，改变了世界了解中国的方式。

90年代中期全球的英语媒体占据着约80%的份额，华语媒体在国际上基本处于失语状态，对全球重大事件的报道主要依赖CNN、BBC这些老牌西方媒体。

许多关于中国的信息因语言和视角差异而失真，中国被隔绝在全球主流叙事之外。

刘长乐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合作，于1996年创立了凤凰卫视，股权结构为刘长乐、新闻集团和央视旗下公司各占45%、45%和10%。从股权设计上就能看出他的长袖善舞。

凤凰卫视的出现打破西方媒体信息垄断，更绝的是，他巧妙的平衡节目内容与官方立场的关系，在夹缝中开辟航道，把凤凰卫视带到了150个国家，覆盖了5亿人。

很长时间里，许多酒店把能收看凤凰卫视作为卖点，彰显自己的星级身份。

一个中国媒体人以香港为支点，为华语世界在国际舆论场中撬开一扇窗。

刘长乐，不仅改变了一个时代的传媒格局，也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看世界的方式。

3、

关于王石，无需多言。

他是少见的、能长期霸占商业与娱乐双热搜的企业家。

许多媒体形容王石都用到理想主义者。

在1988年万科股份制改造时，他本可以获得40%的个人股份，但在最后一刻选择了全部放弃。

他选择成为一名只领薪水的职业经理人，让万科成为一家没有老板的企业，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他给万科设定不行贿的道德底线，高于25%的利润不做的利润上限。

他创办《万科周刊》。这本杂志不是房产广告，而是探讨市场规则、企业伦理等宏大议题，一度是探讨中国商业思想的重要阵地。

这些超越时代的理念和行动，奠定了王石的行业地位。

秦朔评价：“在中国房地产业王石赢得了‘他说第二，无人称首’的大哥大地位”。

4、

柳传志、刘长乐、王石，都在自己的行业做出了创举，改写了一个行业，影响力巨大。

同时拥有行业开创者、精神符号和公众广泛认可三个特质的商业领袖本来就寥寥。

曾经，无数年轻人以他们为榜样，把他们的话当做创业的金科玉律，媒体把他们塑造成教父。

然而，柳传志在某些自媒体搅动舆论风波后彻底消失在公众视野；刘长乐女婿被刑拘，刘长乐卖掉凤凰股份，家族全部退出；王石要亲自辟谣自己没有被控，婚姻没有出问题，在与段永平对谈的时候说自己很失败。

当然了，他们三人的所谓失败与普通定义完全不同。普通人安全退休、财务自由、企业存活就是成功。

但对曾站在顶峰、拥有教父级影响力的人物而言，声望受损、社会地位滑落带来的挫败感，远大于财务上的损失。

这三个人的故事并非孤例。回望中国商业史，众多风云人物的晚年都布满荆棘。

这也是商业教父下半场的困境——光环褪去、荣光不再。

他们成长于经济转轨的特殊年代，成功的根基与制度环境紧密相连。然而，时代变了，商业的逻辑也变了。

柳传志的贸工技战略，让联想活下来并成为全球PC之王。但也是这条路径让联想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行动迟缓，被贴上组装厂标签。

传统媒体日渐式微。刘长乐在互联网冲击下，仓促杀入P2P领域，将整块业务交给没有金融经验的女婿打理。他的家族管理短板，造成了凤凰内部管理固化。一朝倾覆，满盘皆输。

王石以为，他的继任者也和他一样信奉理想主义，他也以为他设计的经理人制度能守护他的理想。然而理想是脆弱的。一旦理想与人性的贪婪相悖，没有创始人意志的守护，理想就是南柯一梦。

商业智慧和成就模式本身就有时代局限。当特定阶段结束，经济驱动力的重心从模式和资源跃迁到硬科技突破，他们和他们的企业就面临着转型的巨大压力。他们引以为傲的创新曾是引领企业的解药，转眼就变成毒药。

或者可以换个说法，商业的个人英雄主义本身有时效限制。

作家和艺术家的成就为什么能穿越时空？

因为作家写人性，而人性亘古不变。

艺术家捕捉美好，美好有永恒的生命力。

而商业，因为法制、规则、伦理和技术的不断进化，商业自身也在不断进化。昨天的船票登不上今天的客船，过去的经验解决不了当下的困局。

在公众眼里，创始人和企业高度绑定。当他们的企业高歌猛进的时候，社会评价把他们推上神坛，他们成为教父，受万人敬仰。

而当他们的企业落败，不管他们是否已经退出，他们仍然是企业的代言人和精神领袖。社会评价会把他们从神坛上拽下来，自媒体为了流量再踩上两脚。

电影《教父》三部曲最终的答案是：没有人能真正逃离权力与荣誉的漩涡。一旦被教父的身份定义，你就再也无法卸下这个面具。

老教父维托·柯里昂说：“一个人只有一个命运。”

柳传志、刘长乐、王石的命运，就是一代商业教父与企业同频共振，休戚与共的写照。

眼见他起高楼，眼见他楼塌了，从来都如此。

但他们的探索与试错，本身就构成了中国商业文明进化的一部分。

源自--决策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