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马云：有一种错误叫太成功

“挡不住”的余额宝，在让民众喜大普奔的同时，亦令银行坐卧不安。截至 6 月底全国货币基金总规模 5.09 万亿，余额宝一只达 1.4 万亿，占比超四分之一。

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进入 2017 年，马云的金融版图遭遇“监管寒流”，余额宝首当其冲。

5 月 27 日,余额宝将个人交易账户持有额度由 100 万调整为 25 万；8 月 14 日又调整为 10 万。

8 月 24 日工商银行董事长易会满公开呛声：个别货币市场基金产品功能异化，以公募基金之名，行银行功能之实。

8 月 30 日证监会副主席李超：有个别货币基金，规模巨大，不用点名大家都知道是谁。对此，不仅要适用普遍的流动性管理规定，为此对你还得适用特别规定，为什么呢，因为你太大了。你要有点闪失，你一家也能构成系统性风险。机构本身要高度关注自己的流动性风险，不能抱有侥幸心理，千万不能抱侥幸心理。

9 月 1 日证监会正式发布《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 》，首次提及“系统重要性的货币市场基金”概念，表示将由证监会会同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专门的监管规则。

如果说支付宝犯了错，那唯一的错就是它太成功了，因为它让老百姓第一次可以“躺着挣钱”了。那些习惯于坐着挣钱的银行坐不住了。正如一家银行董事长赤裸裸地对马云说：

马云，10 年后，我们会为你办一个非常棒的纪念仪式，感谢阿里巴巴和马云做的这些了不起的事情，但现在我们不得不杀了你。

杀人总得找个借口吧？央视证券资讯频道总编辑钮文新粉墨登场了，他严厉指责余额宝：

货币基金寄生在银行身上吸血：从银行把老百姓存款吸出来，制造银行系统的流动性紧张，拉高存款利率，然后再以协议定存方式把钱存给银行，并从中渔利。

在利率管理标准“双轨制”，金融业务监管标准不统一的前提下，货币基金对银行业务的搅局，绝不只是货币基金多赚几个钱，银行少赚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从金融整体上放大了国家的金融风险，金融严重侵害实体经济的利益，并导致央行的利率控制权力被货币基金部分抢夺的问题。

余额宝等货币基金躺着银行身上“空转套利”就是典型的货币金融挤压资本金融的过程，而且它是始作俑者。金融危机的关键、核心一定是“分配财富的货币金融过度膨胀，创造财富的资本金融过度萎缩，这必然导致资本金融所创造的财富越来越少，最终，当高杠杆之下也得不到足够的利润，货币金融开始逃逸，危机发生。

钮文新的逻辑真是太奇特了，把中国金融体系的所有问题一股脑推给余额宝。请问一个简单的问题：假如没有余额宝，这些所谓的套利、空转、风险就不存在了吗？金融体系有病，这是因，余额宝的火只是结果。因果关系不能倒置。所以马云才说：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来改变银行。这些年在蚂蚁金服的压力之下，银行在服务、效率、客户体验方面取得的进步是不可想象的，余额宝就是那只激活竞争的“鲶鱼”。

最近，蚂蚁金服首席战略官陈龙撰文，用数据反驳钮文新给余额宝扣的帽子：

从余额宝诞生的 2013 年 6 月至今，国内货币基金规模已经从不足 5000 亿元发展到超过 5 万亿元的水平。在此期间，上海银行间利率（ SHIBOR ）由 6.62% 下降至 2.85%，短期贷款基准利率由 6.00% 下降至 4.35%，同业存单发行利率由 5.25% 下降至 4.76%。

中国的货币基金市场在过去四年中经历了三个快速增长期（ 2013 年 6 月 – 2014 年 3 月，2015 年 6 月 - 12 月，和 2017 年 3 月 – 6 月），一个温和增长期（ 2014 年 4 月 – 2015 年 6 月），和一个徘徊期（ 2015 年 12 月 – 2017 年 3 月）。在增长最快的 2015 年 6 月 – 12 月期间，货币基金余额从不足 2.5 万亿元增加到了 4.5 万亿元，但这是一个各种融资成本都在明显下行或者保持低位的阶段。

统计模型分析表明，银行间利率领先于余额宝收益率，对余额宝利率的升降有显著影响；反过来，余额宝收益率对银行间利率无显著影响。换句话说，市场利率是因，余额宝利率是果。

余额宝很多资金以协议存款的方式存在银行。数据模型分析表明，银行存单利率领先，并且是余额宝利率的显著驱动者，反过来，余额宝利率对银行存单利率毫无影响。最典型的例子是银行存单利率于 2016 年 9 月开始明显上扬，而余额宝利率一直到一个季度之后才开始上升。

存款总量从 2009 年的 24 万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64 万亿元；严格的统计分析表明，银行存款的增长趋势在这 8 年中没有显著改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银行理财的规模从 2009 年的 1.7 万亿元增长到 2016 年底的 29 万亿，年增长率 50%。2013 – 2017 年间，银行存款和理财合计新增 40 多万亿元，远超货币基金的 4 万多亿元。所以，和“货币基金导致存款搬家”的假说相悖，无论从趋势还是规模上看，银行的发展都没有因为货币基金而发生较大改变。

陈龙还以美国的经验数据来进一步作为论据：

第一只货币基金于 1971 年在美国诞生，到 1980 年末达到 755 亿美元。但是货币基金真正的腾飞，是从 1980 年的 755 亿到 2009 年的 3.4 万亿美元。美国银行优质贷款的利率，从 1980 年的 20% 降到了 2009 年的 3.25%。和在中国看到的情景类似，长期来看，货币基金余额的上升伴随的是融资成本的下降。

笔者认为，陈龙的上述分析，是符合金融逻辑的：

货币基金促进了金融资源的流动，这意味着资源配置得到优化，从而有助于金融体系总体效率的提高，这是经济学的常识。

是金融体系的低效，为余额宝的爆炸式增长提供了土壤；余额宝的利率，只是银行同业拆借高利率的反映和结果，而非高利率的制造者。

更有说服力的是，目前各大银行都已推出类似余额宝的货币基金，收益率没有显著差异，但为何余额宝一直强势增长呢？显然，这一增长不是因为余额宝“高利率”。真正的原因是，支付宝具有强大的应用场景。

面对监管部门对支付宝抛出的一个个“紧箍咒”，马云坐不住了。9 月 10 日教师节当天，“马云老师”发表演讲称：

一八三几年，英国出了一个机动车法案。那时候英国最早发明了汽车，但是汽车起来以后，很快就把马车夫的工作给干掉了。所以所有的马车夫上街游行抗议，就像今天说实体经济被互联网经济冲垮的道理是一样，游行的结果，政府出了一个机动车法案，后来称之为红旗法案，就是要求每个车前面必须有一个人拿着红旗，车的速度不能超过每小时七英里，绝不允许超过马车的速度，超过马车的速度，立刻吊销牌照。30 年以后，英国才取消了这样的红旗法案，这个红旗法案使得英国并没有抓住汽车，使德国和法国起来，美国抓住了汽车，使自己成为了一个车轮上的国家，随后带动了石油经济的起来。

今天我们严防红旗法案这样的东西，对未来的互联网、物联网以及各种各样未来政策，我们不要认为我们比别人强，没有人是未来的专家，我们都是昨天的专家，我们对未来只有探索，要相信自己，相信人类，相信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是有办法去解决的。有时候制度过多，反而让我们不能前进，欧洲没有大的互联网公司，一个重要的原则，他们法律制度实在太多，担心的问题非常多，还没开始干，就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那个问题怎么解决，互联网还没起来，大家就在讨论隐私问题、安全问题。

我相信我们有办法解决，我们解决不了，我们的孩子一定比我们解决得好，因为八零后、九零后、二零零零后，他们就是比我们聪明。我们刚觉得手机出来的时候，这么小的屏幕怎么可以跟 PC 比，手机今天的力量，它的运算和计算能力超过了任何一台当年的 PC，今天我们的手机，那时候觉得这么小的字、这么小的图片，怎么可能跟电脑相比，电脑怎么可能跟电视机相比，一代超越一代。今天不是你看不了，是你眼睛花了，孩子眼睛并没有花。

笔者不反对对“系统重要性货币基金”进行监管，但银行、学者和官员都不应该把“余额宝”妖魔化、污名化，因为：余额宝唯一的错，是它太成功了；它太成功，是因为金融体系太低效了。

摘自—刘胜军微财经